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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95年运城决定在全区发展渗灌，并投入资金2.85亿元，记者高勤荣，听到农民抱怨该项目对农业几乎无用，遂采访，并向人民日报寄发了内参。后高被课以“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和“ 受贿罪”，8年后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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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关押高勤荣的山西省晋中监狱派出两名狱警、一辆警车和一名驾驶员，将高勤荣秘密送回太原家中。
晋中监狱不同寻常的这一举措，事先得到山西省监狱管理局的批准
12月7日下午3点半左右，正在出工的高勤荣突然接到狱警通知：“赶快收拾东西，出狱！”
这突如其来的 消息，让还穿着一身囚服的高勤荣一时间几乎有些反应不过来：这会是真的吗？
按照高勤荣的推算，他原本应该在4天前的12月3日就可以被释放的。但是这一天，因为法院的裁决迟迟不见踪影，最终他没能在当天走出监狱的大门。
在短暂的诧异之后，高勤荣迫不及待地脱下囚衣，在监狱教学楼的走道上换上“正常人的衣服”，匆匆忙忙迈开了脚步。
一起出工的狱友，站在窗口向高勤荣频频招手，向他喊：保重！
高勤荣双眼噙满了泪水，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上心头：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8年之前的1998年5月，当时身为山西某媒体记者的高勤荣率先揭露运城地区耗费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发高勤荣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随后，各路媒体包括本报的跟进使得这一问题大白于天下。
当年的12月26日，高勤荣被正式逮捕。1999年5月4日，高勤荣被运城地方法院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13年，关押进晋中监狱。
狱警秘密护送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出狱。
包括高勤荣在内，12月7日下午被释放的刑满释放人员一共数十名。他们获释后，被带到监狱的第二道大门，在位于门口的值班室作一些简单的交接登记后，或被家人接走，或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想办法回家。
高勤荣是这些获释人员中唯一得到狱警护送的，而且是由两名副科长护送。然而，特别之处还不仅于此，与高勤荣同日获释的其他人员，都被安排在高勤荣出狱半小时后释放。
在两名副科长的陪同下，载着高勤荣的警车在晋中监狱通往太原的路上一路飞奔。下午5点多，警车径直来到了高勤荣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两名副科长找到派出所值班的一名中队长，将来意表明。这位中队长接着找来了片区民警，片区民警回答两名副科长：凡是公民我们都会给予保护，但这个事情还需要向公安分局反映。
从派出所出来，晋中监狱的警车载着高勤荣在太原城里穿梭。来到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时，夜幕已经降临，蒙蒙雾气笼罩下的太原，寒气逼人。
两名副科长带领高勤荣在迎泽分局反映完相关情况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从离开监狱到现在，3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高勤荣还没有给妻子段毛英打去一个电话。这一反常的现象，让段毛英一度惊恐：高勤荣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因为没有接到监狱的通知，不知道高勤荣准确出狱时间的段毛英没有去晋中监狱等候丈夫。
段毛英通过朋友向监狱打听消息，得到的答复令她丧气，狱警甚至对高勤荣是否出狱都回答得模棱两可。
段毛英不知道，从突然通知高勤荣出狱到提前半小时释放，再从狱警护送到与地方公安接触，晋中监狱都小心翼翼地防止着高出狱的消息被中途泄露。为了保密，晋中监狱甚至没有让高勤荣打电话回家，将消息告诉亲人。
在晋中监狱两名副科长的陪同下来到山西大学附近的坞城路时，高勤荣才在出狱3个多小时后第一次给妻子打了电话，因为8年零4天没回家，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了。
山西省监狱管理局长特批
早在知晓自己即将出狱的今年10月底，高勤荣就在狱中写就一份《关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的请示报告》(下称《请示报告》)，要求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对他出狱当天和之后的人身安全提供保护。
在呈报山西省司法厅厅长、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和晋中监狱长的这份《请示报告》中，高勤荣提了3个要求：1、监狱派车送其回家；2、监狱民警与当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联系，解决回家后的安全问题；3、要求监狱与有关部门联系，尽快破获2003年“4·18”案,以解其后顾之忧。
2003年4月18日，被关押在晋中监狱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提前获释，在监狱大门外遭到3名不明身份男子重殴，昏迷48天。当天一名出面制止的狱警也被打伤。
高满强当年曾向高勤荣提供运城假渗灌的一些关键素材，后被解职，并被以其他罪名判刑7年。
10月底呈报的《请示报告》，后来被民警不慎遗失。本月6日，高勤荣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的请示被狱中管教干部突然提起。在得知《请示报告》已经遗失的原委后，高勤荣重写报告，呈交管教干部。
这份报告被按照相关程序火速上呈。经过层层批示后的这份报告，在7日下午3点半高勤荣出狱之前，被有关人员驱车送到晋中监狱。
据悉，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亲自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监狱派车送高勤荣回家。
事后获知这一细节的人们说，高勤荣出狱所得的待遇，是监狱管理中一个非常少见的特例。
8年后的第一次夫妻团聚
12月8日上午8点，一场小雪。山西省城太原，气温骤降。迎着纷飞的雪花，《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青年路见到了出狱不到一天的高勤荣。这是高勤荣出狱后第一次面对媒体。
一路寒暄着向家中走去，爬到位于七楼的家门口时，高勤荣已是气喘吁吁。
“体质不好，虚了。”在钥匙转动锁孔的间隙，高勤荣折过头来说。
高勤荣已经46岁了。
家中停用多年的电话，在这个寒冷的上午响个不停。有高勤荣从前的朋友打来的，有从省外打来的陌生电话。高勤荣不知道自己出狱的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中午11点左右，妻子段毛英回来。这是时隔8年之后，他们第一次在家里团聚。
没有人看到，在见面的一刹那，这对患难的夫妻是否曾在门口轻轻拥抱？
自从高勤荣8年前被抓走之后，段毛英就带着当年仅8岁的女儿离开了这个凄清得让她恐惧的家。段毛英一直把高勤荣被抓、判刑的事实瞒着女儿，但是夫妻俩都知道，纸包不住火，孩子肯定已经察觉到了。
高勤荣迫切地想见到女儿，但段毛英怕孩子一时接受不了，不仅会影响孩子心理，还可能伤了父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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